香港夜明珠开奖结果

原卫生部部长)

发布日期:2019-10-06 19:02   来源:未知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高强,男,汉族,1944年8月生, 河北盐山人,曾就读于天津市第一中学,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大学学历,1967年参加工作,1978年7月加入中国高级经济师。曾任卫生部部长。

  历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处长、副厅长,财政部财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

  2003年4月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同年11月兼任卫生部党校校长。

  2009年2月任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

  2011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高强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2003年,“非典”肆虐。当时出现在媒体中频次最高的一个官员,就是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的高强。

  “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护人民健康,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灾难就可以转变为财富。”这是高强2012年9月在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白剑峰专访,回顾那场危机时说的。

  2003年4月20日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卫生部的一张新面孔首次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数据。他就是当天上午刚被任命为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高强。此前,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从事过将近30年财政工作。

  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开场白里有一句话是“这么多记者参加,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行前,高强向国务院领导请示新闻发布会“口径”。国务院领导明确“授意”: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承认工作中的不足,敢于承担责任,给群众以信心,显示政府的决心。高强回忆道:“国务院领导告诉我,新闻发布稿是经过审定的,按此发布。至于回答记者的问题,可以自由发挥。”

  他向记者通报了全国内地最新的疫情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同时讲了北京的情况,“按最新统计,北京共确诊非典型肺炎339例”,针对北京市的数字与前几天公布的数字变化很大,高强做了三点解释:“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确诊病人是37人,现在是339人,增加了302人。唐一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 为全,但这302人绝不是在这5天内出现的病人,而可能是10天以前、20天以前已经发病了,住在某一个医院里,但是并没有发现。现在把过去没有发现的病例找出来,如实地向大家报告,这是中国疫情统计制度的一个进步。”

  高强表示,“国务院决定,从明天开始,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公布的数字既包括确诊病人数字,又包括疑似病人数字,以引起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防疫工作的重视,共同努力,控制疫情。”从2003年4月26日到6月24日,通报疫情变为电视直播,这60天的每天下午4点,都由中央电视台直播卫生部“每日疫情通报”。

  此次新闻发布会以真实准确的数据击败了社会上的“流言”,而“每天公布一次”数据的承诺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党中央、国务院对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极为重视,对公布疫情是坦诚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负责的。此次发布会也开了我国“信息公开”的先河,“非典”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信息公开常态化。

  “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人民群众希望及时了解真实情况,体现了对国家的关心。政府应当坚持公开透明,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从法律上讲,这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为公众有权知道真相,并监督政府工作。从执政方式上讲,这是坚持群众路线。老奇人一句精准特马诗,政府不仅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认为只靠政府工作就能解决问题,而不愿意组织和依靠群众,就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高强回忆起当时的信息披露时如是说。“一旦有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再大的难关也能攻克

  2014年12月27日,在第七届健康中国论坛上,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忍不住吐槽,很多吐槽点让人感到意外。

  本届“健康论坛”的主题是“医药健康产业融合与新生”,高强理解,所谓融合与新生,就是力求将健康领域中有关的部门、行业、人群、利益、矛盾、观点等等融合在一起,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融合在一起,难度确实很大。

  不久前媒体发表一个医改蓝皮书叫《中国医药体制改革报告》,它指出, 2009年—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是30682亿, 2014年财政的预算安排的卫生支出10071亿。2003年我刚到卫生部的时候,全国的财政卫生经费只有778亿,11年增长到10000多亿。

  但是给人感觉是,政府的投入并没有有效的减轻居民个人的负担。政府的投入钱哪儿去的?有人说是被浪费了,流到了医院、药房、制药企业和医生的手里,人民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受益。

  问题在于政府的投入中,很少用于改革公立医院不合理的创收机制。近几年虽然有的医院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医院收入减少了,但这部分需要弥补的,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增加补助,而是通过调整医药服务收费标准增加收入而弥补,这种机制怎么能够有效的减轻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呢?

  可以想像,在公立医院仍然实行自收自支的创收机制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拨款只用于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购买大型设备,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增强医院的创收能力和水平,很可能进一步加重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

  对于医务人员和群众的利益融合我们讲了多少年,一直强调公立医院要保持公益性,不要和群众争利,但是收效甚微,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医院到现在还是一种公里创收的机制。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工资基本上是一分钱没有的,完全靠医疗服务卖药去挣钱的方式,挣得多发的多、挣得少发的少,这种机制是鼓励医务人员去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了医疗费用负担的加重,这种机制始终难以解决。

  我们有些部门坚持的原则是办事不养人,我可以给你钱买设备、建房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你工资,你去服务创收发工资,这种机制是把我们的医务人员推到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既伤害了群众利益,也伤害了我们医务人员尊严和白衣战士的形象。

  2003年非典使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于是国家投入巨额的资金加强了基本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所以现在应对各种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的能力明显的增强,但我们在预防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方面,能力依然相当的薄弱。

  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肾病、肝病等严重疾病仍然在威胁着人民的健康。2006年我在卫生部有一个调查,当年全国到各类医疗机构去就诊的人数是28亿人次,去年超过了60亿人次,这说明我们一些严重疾病的控制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过去叫“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说明预防疾病控制的重要性,但是真正把这个正确的健康理念落实到工作中还有非常长的工作要做。

  我们现在卫生控制体系预防控制和疾病治疗是分离的,我们的疾病控制人员大多是应付传染病的传播,而对慢性病、常见病的传播是否没有太多有效的手段。我们的医生大多数是坐诊看病,等病人上门,很少深入到社区、家庭去调查、了解疾病的流行趋势。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何实现防治结合,不仅需要卫生系统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会的学术机构、广大媒体以及亿万民众的积极参与,形成一种社会合力,共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我们的医保机构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非常薄弱,还对居民的健康权益却设置了种种的限制,比方说我们都是参加医保的,大家在看病报销医药费的时候都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内的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但是还有相当多的药品和服务是在目录外的,是全部不报销的。越是贵重的药、越是进口的药物、越是一些疗效好的药,都不报销。

  现在问题在于,我们的医保部门只监管报销的费用,对群众自费的费用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的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就引导老百姓多服用自费的药品和服务,群众的负担怎么会减轻呢?

  我不赞成我们的费用报销体系是采取一部分报销、一部分不报销的双轨制,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到报销的范围。

  现在的医药秩序非常混乱,不仅是大家都为了经济利益,都为了利润而争夺市场,更严重的是过去几年我们政府的部门在药品的审批和药价的核定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全国也就七八千种药,但是批出来的药号大概18万、19万差不多,一个品种的药有几十个号,而且批出的价格不一样,同样的药品相差十几倍,这就导致了同药多名、同药多价,难免不产生腐败。

  药品是一个特殊商品,不同于其他的商品。第一、事关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命关天;第二、患者使用药品是在医生指导下的被动消费,难以主动选择;第三,药价的高低和疗效并非成正比,花钱多未必疗效好。和别的消费不一样,到饭店吃饭,花一千块肯定吃的比花一百块的好,但是吃药花的钱很多,但是疗效不一定好。所以这种特殊性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群众的合理用药给予高度的保护,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对药品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监管措施,而不是放任。

  监管要价审批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审批制度本身,而是出在审批环节的不公开、不透明,只有少数人秘密审批,这不是制度问题,这是操作的问题。

  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药品基本都是政府监管,没有放开。前几天一个法国朋友来跟我介绍,他们法国的全部药品都是政府监管,政府核定,但是不是一个部门,有卫生、财政部、经济部、保障部,几个部门联合组织一个药价委员会,联合审批、定期公布,这能出什么腐败问题?

  百度百科内容由网友共同编辑,如您发现自己的词条内容不准确或不完善,欢迎使用本人词条编辑服务(免费)参与修正。立即前往